《琴史》-志言

志言

琴之为乐，行于尧舜三代之时。至战国时，雅音废而淫乐兴，尚铿锵坠靡之声，而厌和乐深静之意。魏文侯，当时之贤君，犹云：“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，况其下者乎？”于是秦筝、羌笛、箜篌、琵琶之类迭兴而并进，而琴亡矣。汉兴，犹未暇复古，由河间献王留神雅乐，孝宣时，制氏、龙氏、赵氏、师氏之家，始于琴书，谓之“雅琴”者，以别于俗乐也。又桓谭、孔衍皆集《琴操》，及马融、蔡邕以大儒名当时，特好斯艺，时人翕然宗尚。阮嗣宗、嵇叔夜绍而倡之，自魏及晋，名儒高士学者盖多，而史册之间岂遑遍述。迨乎隋唐，缙绅多以是道为务，而清言雅技，罕常攻之。间有贤智有所论著，如吕渭、李良辅、陈拙、赵惟谦、李约、齐嵩、王大力、陈康士之徒，皆云有书，其名载于《艺文志》。然余所未睹，亦不闻，其果精于琴与否？岂辞多近俚，不足以行远耶？抑不幸而不见耶？惜哉！观其名，作《志言》。

【译文】

琴作为乐器，盛行于尧、舜、禹三代时期。到战国时，雅音荒废而俗乐流行，崇尚铿锵、堕落的靡靡之音，厌恶和乐深静的乐音。魏文侯是当时的贤明君主，尚且说：“我听古乐的时候要把帽子端在手里，唯恐听着听着就睡着了，更何况比我地位低下之人呢？”于是，秦筝、羌笛、箜篌、琵琶之类的乐器纷纷兴起而齐头并进，琴却接近消亡。汉代百废俱兴，但尚未来得及恢复古制，仅有河间献王留意雅乐。汉孝宣时，制氏、龙氏、赵氏、师氏等人开始在琴书中称“雅琴”，以此区别于俗乐。另外，桓谭、孔衍都集录《琴操》，马融、蔡邕这些当时有名的大儒，特别喜好琴艺，当时人们一致追崇效仿。阮籍、嵇康也继承而奏之。自魏到晋，名儒高士学者众多，但史册里难免遗漏。到隋唐时，缙绅士大夫多以琴道为务，但清言雅技却少有擅长，偶尔有贤人智者加以论述，如吕渭、李良辅、陈拙、赵惟谦、李约、齐嵩、王大力、陈康士等人，都说著有书作，他们的名字载于《艺文志》。然而，这些书我都没看到过，也没听说过，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精于琴艺？难道是言辞多近时俗，不足以流传，或许是我不幸没有看到？可惜啊！观察其名，作《志言》。

█〔明〕吴伟　武陵春图

【延伸阅读】

《汉书》记载了一则魏文侯改过的故事。春秋战国时，礼崩乐坏，魏文侯就公开宣称不喜欢听古乐。当听到师经弹奏琴曲新声，他竟不由自主地手舞足蹈起来。乐师经拿琴撞魏文侯，魏文侯大怒要煮了乐师经。乐师说，那就当我撞的是桀纣。魏文侯听后大惭，将琴悬挂在城门上，帽子破了也不补，以此警醒自己。

【名家杂论】

琴曲的雅俗之争，古今之辩，一直存在。琴人林晨曾说，所谓的“雅”与“俗”，并非一成不变。当朝之雅，往往就是前朝之俗。今人所崇之“古”，往往就是古人所黜之“俗”。“蔡氏五弄”在如今看来，早已是可望不可即的古曲，可在嵇康的笔下，却只是尚可临时凑数的“俗乐”罢了。

琴称雅琴，古琴的审美定位就是雅，不像琵琶与二胡，不登大雅，原因无非二者皆非中原之物，蛮夷胡乐，不可与正统的琴相媲美。琴自古便有“琴到无人听自工”“不是知音莫与弹”之说，以及“不坐不弹、不衣冠不弹、对俗子不弹、市俚不弹、疾风暴雨不弹”五不弹，以及“丧门不传、俳优不传、俗夫不传、薄德匪仁者不传”之四不传。

琴也并非一直高雅，《清稗类钞·音乐类》曾记载一则“乔山人善琴”的故事，说的是清初，有个乔山人善于弹琴，惜无知音，后来一位老妪听后叹惋怅恨不已，乔山人以为遇到知音，结果，原来是老妪的丈夫生前经常弹棉花，老妪听琴音似弹棉花音，故而思念丈夫。

█〔元〕佚名　抚琴图

然而，艺术的优劣与雅俗无关。弹琴，如果过分强调技术，则沦为“技匠”，过分强调“琴道”，则境地衰微。大俗即大雅，通俗而不粗俗，俗乐自有其“下里巴人”的生命力；高雅而非作态，雅乐亦自有其“阳春白雪”般的韵致。琴是圣人治世之音，《论语》讲孔子过武城，闻弦歌之声莞尔笑语，割鸡焉用牛刀？子游答说，夫子曾说，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。孔子说是是，前言戏之耳。孔子的理想是行礼乐于天下，却只能小试武城，故莞尔笑曰“割鸡焉用牛刀”。实际上，大雅偕俗并不是妥协，而是和。小隐于野，中隐于市，大隐于朝。